Correlations between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intraductal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and mammography as well as examination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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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乳腺导管内癌（DCIS）的病理特征与钼靶X线摄影及超声造影检查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83例DCIS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乳腺钼靶X线摄影和超声造影检查，分析DCIS的临床病理特征与两种检查的相关性。结果 乳腺钼靶X线摄影结果显示，83例DCIS患者中，恶性钙化影60例（72.29%），软组织块影27例（32.53%）。乳腺钼靶X线摄影结果与DCIS患者恶性钙化、软组织块影呈显著正相关（P < 0.05）。不同分化类型、淋巴结转移病理特征患者的超声造影增强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超声造影增强评分与DCIS患者分化类型呈显著负相关（P < 0.05），与淋巴结转移呈显著正相关（P < 0.05）。结论 DCIS的病理特征与恶性钙化、软组织肿块影、患者不同分化类型和淋巴结转移相关。临床采用钼靶X线摄影与超声造影联合诊断DCIS可提高诊断准确性。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DCIS) of the breast and mammography as well as examination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Methods Eighty-three patients with DCI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DCIS and two methods were detected by mammography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were explored.Results X-ray mammography showed that among the 83 patients with DCIS, there were 60 cases (72.29%) of malignant calcification and 27 cases (32.53%) of soft tissue mass. The X-ray mammography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malignant calcification and soft tissue mass in DCIS patients (P <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score among different differentiation types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score and differentiation type of DCIS patients (P < 0.05),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scor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5).Conclusion The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DCIS are related to malignant calcification, soft tissue mass shadow, different differentiation types of patients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X-ray mammography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n combination in clinical diagnosis of DCIS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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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多数是由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现代医学[1]认为多由环境、饮食、遗传等因素引发。中医认为直肠癌属“肠蕈”“肠中积聚”“脏毒”等范畴，主要以湿热、瘀毒蕴结于肠道，传导失司为基本病机[2]。据统计[3], 近年来中国直肠癌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呈上升趋势，病死率居恶性肿瘤中第5位。中晚期直肠癌患者肿瘤侵犯较深且存在淋巴结、远处脏器转移，常以FOLFOX化疗为主，但单用化疗容易引起急性膀胱炎、骨髓抑制、放射性直肠炎、放射性皮炎等不良反应[4]。因此，如何提高化疗效果，且在化疗过程中减轻患者不适成为临床上的研究热点。艾愈胶囊是由山慈菇、白英、苦参、淫羊藿、人参、当归、白术制成的中成药。研究[5-7]证明，艾愈胶囊能够作为中晚期癌症的辅助治疗，临床上使用艾愈胶囊对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及胃癌患者的临床疗效较好，但目前较少针对中晚期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免疫治疗及生存期等方面进行研究。本研究在常规FOLFOX4化疗方案基础上增加艾愈胶囊治疗，观察对中晚期直肠癌患者疗效、细胞免疫功能以及生存期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3月—2019年6月病理类型为腺癌的中晚期直肠癌患者360例为研究对象，治疗期间脱落13例，最终纳入347例。按照单双号法将其分为对照组173例与观察组174例。对照组男95例，女78例; TNM分期为Ⅲ期97例, Ⅳ期76例; 年龄56~80岁，平均年龄(62.78±3.64)岁。观察组男90例，女84例; TNM分期为Ⅲ期104例，Ⅳ期70例; 年龄56~80岁，平均年龄(63.11±3.26)岁。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已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 20180001)。诊断标准: ①符合《中国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8]中关于结直肠癌的诊断标准者(首先，病史、体征、体格检查均符合直肠癌; 其次，经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及内镜检查确诊为中晚期直肠癌)。②中医诊断参考《中医肛肠科常见病诊疗指南-结直肠癌》标准[9], 均符合气血两虚型者(主证，面色苍白、气虚身重、口唇淡而不华; 次证，脱肛下坠、舌苔薄白、脉搏虚弱)，患者具备上述任意1项主证、2项及以上次证即可确诊。纳入标准: ①年龄≥55岁者; ②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者; ③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④精神状态无异常可配合治疗者。排除标准: ①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 ②重要脏器功能不全者; ③合并消化性溃疡、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者; ④合并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者; ⑤预计存活时间＜6个月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FOLFOX4化疗方案治疗。第1天静脉滴注奥沙利铂(购自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规格50 mg, 国药准字H20133247)85 mg/m2, 亚叶酸钙(购自广东岭南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13091)200 mg/m2, 静脉推注氟尿嘧啶400 mg/m2后持续静脉滴注600 mg/m2; 第2天静脉滴注亚叶酸钙200 mg/m2, 静脉推注氟尿嘧啶400 mg/m2后持续静脉滴注600 mg/m2。每2周治疗1次, 1次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4个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艾愈胶囊(购自贵州益佰女子大药厂有限责任公司, 0.35 g/粒，国药准字Z20025336)治疗, 3粒/次, 3次/d, 2周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4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 采用RECIST 1.1影像学评估肿瘤反应，以评估2组患者治疗2、4个疗程后的临床疗效。评估方法: 先向患者静脉中注射水溶性碘造影剂，使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购于佳能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并选择易于测量的靶病灶在动脉期计算每个病灶最长直径总和，比较目标病灶最长直径总和变化，并寻找是否出现新病灶，然后评判疗效。中医证候积分: 分别计算并比较2组患者治疗2、4个疗程后的中医症状积分。主症分别记0、2、4、6分，次症分别记0、1、2、3分。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 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5 mL, 3 500 r/min离心5 min后取上清液。采用全自动免疫分析仪(购于北京普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检测血清中的癌胚抗原(CEA)与糖类抗原19-9(CA19-9)。细胞免疫功能测定: 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后，使用CytoFLEX流式细胞仪[购于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测定CD3+、CD4+、CD8+T细胞水平，并计算CD4+/CD8+值。记录治疗期间2组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腹泻、骨髓抑制、皮炎、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对所有患者随访36个月，比较2组累积存活率。
1.4 疗效标准
临床疗效: 完全缓解为动脉期未见目标病灶; 部分缓解为在动脉期目标病灶直径总和缩小≥30%; 病情稳定为动脉期目标病灶直径缩小＜30%或动脉期目标病灶直径未见扩大; 疾病进展为目标病灶动脉期直径总和增大或出现了新病灶。疾病控制率=(完全缓解例数+部分缓解例数+病情稳定例数)/总例数×100%。中医证候积分: 记录并比较2组治疗前以及治疗2、4个疗程后主症、次症积分及总积分。
1.5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用数据均使用SPSS 24.0进行统计分析。变量资料采用($\overline x $ ±s)表示，行t检验; 不同组间、不同时点及交互作用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2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绘制36个月的中晚期直肠癌患者Kaplan-Meier曲线，并使用Log-rank检验计算P值。
2. 结果
2.1 2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2个疗程后，观察组完全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疾病控制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个疗程后，观察组完全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观察组疾病控制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2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n(%)]时点 组别 n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病情稳定 疾病进展 疾病控制 治疗2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7(4.05) 85(49.13) 72(41.62) 9(5.20) 164(94.80) 观察组 174 28(16.09)* 94(54.02) 52(29.89)* 0* 174(100.00)* 治疗4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14(8.09) 89(51.45) 67(38.73) 3(1.73) 170(98.27) 观察组 174 36(20.69)* 99(56.90) 39(22.41)* 0 174(100.00) 与对照组比较, * P＜0.05。 2.2 2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治疗后, 2组主症、次症积分及总积分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2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overline x $ ±s)分 时点 组别 n 主症积分 次症积分 总积分 治疗前 对照组 173 16.49±3.07 5.66±1.62 22.15±5.32 观察组 174 16.34±3.16 5.71±1.58 22.05±4.74 治疗2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11.37±2.59* 4.97±1.21* 16.34±3.80* 观察组 174 9.46±2.48*△ 4.25±1.07*△ 13.71±3.55*△ 治疗4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7.94±2.01*# 2.84±1.16*# 10.78±3.17*# 观察组 174 5.68±1.46*#△ 1.95±0.73*#△ 7.63±2.92*#△ 与治疗前比较, * P＜0.05; 与治疗2个疗程后比较, #P＜0.0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3 2组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
治疗2个疗程后, 2组患者CEA、CA19-9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4个疗程后, 2组患者CEA、CA19-9水平较治疗前和治疗2个疗程后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 2组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overline x $ ±s)时点 组别 n 癌胚抗原/(ng/mL) 糖类抗原19-9/(U/mL) 治疗前 对照组 173 19.88±5.23 46.78±11.25 观察组 174 19.67±5.33 47.04±11.23 治疗2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18.72±5.21* 42.16±10.78* 观察组 174 16.22±4.48*△ 38.44±8.22*△ 治疗4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16.73±5.32*# 38.99±9.56*# 观察组 174 14.26±3.88*#△ 34.22±7.35*#△ 与治疗前比较, * P＜0.05; 与治疗2个疗程后比较, #P＜0.0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4 2组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治疗2个疗程后，对照组CD3+、CD4+、CD8+ T细胞水平及CD4+/CD8+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2个疗程后，观察组CD3+、CD4+ T细胞水平和CD4+/CD8+较治疗前均增高, CD8+ T细胞水平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个疗程后，对照组CD3+ T细胞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CD8+ T细胞水平较治疗前降低, CD4+ T细胞水平和CD4+/CD8+较治疗前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CD3+、CD8+ T细胞水平与治疗2个疗程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CD4+ T细胞水平和CD4+/CD8+较治疗2个疗程后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个疗程后，观察组CD3+、CD4+ T细胞水平和CD4+/CD8+较治疗前均增高, CD8+T细胞水平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CD3+、CD4+、CD8+ T细胞水平及CD4+/CD8+与治疗2个疗程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表 4 2组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功能比较($\overline x $ ±s)时点 组别 n CD3+/% CD4+/% CD8+/% CD4+/CD8+ 治疗前 对照组 173 54.26±4.32 32.28±3.29 26.88±3.17 1.20±0.22 观察组 174 54.34±4.29 32.31±3.18 26.67±3.27 1.21±0.24 治疗2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53.72±4.05 32.75±3.74 25.46±2.78 1.28±0.25 观察组 174 55.49±5.21* 35.64±3.62* 23.16±2.54* 1.54±0.27* 治疗4个疗程后 对照组 173 54.45±5.01 34.55±3.82*# 24.67±2.59* 1.40±0.21*# 观察组 174 56.73±4.48* 36.87±4.01* 23.01±1.57* 1.60±0.25* 与治疗前比较, * P＜0.05; 与治疗2个疗程后比较, #P＜0.05。 2.5 2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治疗期间，观察组皮炎发生率和肝功能损害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组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5。
表 5 2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比较[n(%)]组别 n 腹泻 骨髓抑制 皮炎 肝功能损害 肾功能损害 对照组 173 31(17.92) 33(19.08) 33(19.08) 25(14.45) 11(6.36) 观察组 174 25(14.37) 31(17.82) 11(6.32)* 6(3.45)* 6(3.4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6 2组患者累积存活率比较
随访36个月后，对照组、观察组存活患者分别为36、69例，生存率分别为20.81%、39.66%。K-M生存曲线显示，观察组累积存活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6.434, P=0.011), 见图 1。
3. 讨论
直肠癌是由环境、个人生活习惯及家族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疾病早期通常无症状，后期则可能出现大便性状改变、排便习惯改变等症状。随着环境质量、饮食习惯及生活习惯的改变，直肠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逐年攀升，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10]。中医学将直肠癌归为“症瘕”“肠覃”“肠风”等范畴，认为外感邪湿、饮食不洁、情志所伤导致肝气郁结、正气亏虚是其主要病机[11]。目前，中晚期直肠癌常以化疗控制疾病进展为主[12-14]。然而，单独实施化疗存在预后不佳、免疫功能受损、生存期缩短及不良反应明显等缺点[15-16]。因此，探索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提高中晚期直肠癌患者临床疗效的治疗方式成为临床研究重点。近年来，中药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但具体药物选择尚存争议。艾愈胶囊已被研究证实适用于中晚期癌症的辅助治疗，其成分包括山慈菇、淫羊藿、苦参、白英、当归、人参、白术等。FOLFOX4化疗方案作为直肠癌治疗的常用方案，联合应用5-氟尿嘧啶、奥沙利铂和亚叶酸钙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与转移[17]。本研究在FOLFOX4化疗方案基础上，加入艾愈胶囊治疗中晚期直肠癌患者，旨在观察临床疗效，为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完全缓解率高于对照组，主症、次症及总积分均低于对照组，表明艾愈胶囊联合FOLFOX4化疗方案在治疗中晚期直肠癌患者中展现出更佳的临床疗效，可能归因于中医对直肠癌的治疗更侧重补气、补血及解毒散结。山慈菇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18]; 淫羊藿补肾壮阳; 苦参清热凉血、解毒，并能祛除表里、经络、脏腑间的风邪[19]; 白英利湿消肿、清热解毒，具有抗癌能力[20]; 白术健脾益气、利水渗湿[21]; 当归活血行血、顺气导滞[22]; 人参复脉固脱、生津养血、补脾益气[23]。因此，药物协同作用，共同实现了补气、补血、解毒散结的治疗效果，与FOLFOX4化疗方案联合应用，显著提高了直肠癌中晚期患者的临床疗效。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肿瘤标志物水平与淋巴细胞数量的变化，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CEA、CA19-9水平降低, CD8+ T细胞水平下降，而CD3+、CD4+ T细胞水平及CD4+/CD8+上升，表明艾愈胶囊联合FOLFOX4化疗方案在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同时，能有效增强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与相关研究[24]结果相吻合。CEA作为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其高水平常提示消化道癌症的存在; CA19-9作为消化道肿瘤的典型标志物，对直肠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25]。T淋巴细胞在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功能中起关键作用，其功能状态由CD3+、CD4+、CD8+组成决定。当CD3+、CD4+ T细胞水平及CD4+/CD8+下降, CD8+ T细胞水平上升时，提示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26]。研究[27-28]已证实，山慈菇中的菲类化合物、苦参及其氧化产物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白英的水提取物可抑制直肠癌细胞生长; 白术提取物则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来抑制其增殖，发挥抗肿瘤作用。这些成分有效降低了CEA、CA19-9水平，共同发挥了抗肿瘤功效。此外，淫羊藿中的活性成分通过调控癌症相关途径及多个信号通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29]。小鼠试验[30]表明，苦参多糖提取物能促进小鼠淋巴细胞增殖，提升免疫功能; 当归、白术则能促进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的增殖，有效改善免疫功能[31]。因此，艾愈胶囊通过提高CD3+、CD4+ T细胞水平及CD4+/CD8+、降低CD8+ T细胞水平改善患者机体免疫功能。
中晚期直肠癌患者常采用化学治疗，但化疗药物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对正常细胞造成损伤，从而引发腹泻、呕吐、骨髓抑制及皮肤异常等多种不良反应，严重时甚至影响患者耐受性，并对患者生存期产生不利影响[32]。本研究发现，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特别是在肝功能损害及皮炎方面[33], 可能归因于白英中富含苷类、有机酸类、香豆素等多种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护肝作用[34]; 当归化学提取物具有祛风止痒、抑制皮炎发生的效果[35-36]。艾愈胶囊联合FOLFOX4化疗方案相较于单独化疗，能显著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此外，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累积存活率高于对照组，表明艾愈胶囊联合FOLFOX4化疗方案能有效抑制肿瘤进展，延长患者生存期，从而改善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预后。
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倚。首先，本研究仅从免疫调节角度探讨治疗方案的临床疗效，未从动物或细胞模型方面探讨其潜在机制。其次，为保证用药安全，未对患者更改药物剂量以及疗程。最后，本研究直肠癌中腺癌患者占比较高，其他病理类型较少。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对本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艾愈胶囊联合FOLFOX4化疗方案能够促进中晚期直肠癌患者免疫功能恢复，缓解化疗不良反应，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临床化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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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乳腺钼靶X线摄影与恶性钙化、软组织块影临床病理特征关系[n(%)]
病理参数 情况 乳腺钼靶X线摄影结果 χ2 P 恶性钙化 有 60(72.29) 32.988 < 0.001 无 23(27.71) 软组织块影 有 27(32.53) 20.265 < 0.001 无 56(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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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乳腺钼靶X线摄影与DCIS患者恶性钙化、软组织块影的相关性(n=83)
变量 乳腺钼靶X线摄影结果 恶性钙化 Spearman相关性 0.775** 显著性(双尾) < 0.001 软组织块影 Spearman相关性 0.812** 显著性(双尾) < 0.001 **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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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超声造影与DCIS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病理特征 n 超声造影增强评分/分 F P 分化类型 高分化 42 4.12±0.44 43.118 < 0.001 中分化 25 4.88±0.45 低分化 16 5.01±0.02 淋巴结转移 是 3 5.13±0.55 3.067 0.003 否 80 4.4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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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超声造影增强评分与DCIS患者分化类型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n=83)
变量 超声造影增强评分 分化类型 Spearman相关性 -0.771** 显著性(双尾) < 0.001 淋巴结转移 Spearman相关性 0.225* 显著性(双尾) 0.041 **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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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UO Z Z, FENG W, LIU H F, et al. Value of multimodality imaging in diagnosing primary small cell carcinoma of breast[J]. Chin Med J (Engl), 2019, 132(10): 1250-1252. doi: 10.1097/CM9.0000000000000226
[2] 段晶玲, 边立会, 杨扬, 等. ZNF146在乳腺导管内癌肌上皮细胞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 诊断病理学杂志, 2018, 25(2): 129-132, 136. doi: 10.3969/j.issn.1007-8096.2018.02.012 [3] 周涵霄, 王宏桥. 术前粗针活检低估的乳腺导管内原位癌的超声、钼靶及临床病理特征分析[J].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 2019, 30(4): 257-26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YYX201904010.htm [4] 彭竹琴, 杨智. 乳腺钼靶X线联合血清CA153、CEA及OPN水平检测对乳腺癌早期诊断灵敏度和准确率的影响[J]. 中国妇幼保健, 2018, 33(20): 4779-478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FYB201820069.htm [5] ZHAN J, DING H. Application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for evaluation of thyroid nodules[J]. Ultrasonography, 2018, 37(4): 288-297. doi: 10.14366/usg.18019
[6] 马发鹏, 常宝, 王时茂, 等. 乳腺导管原位癌X线特征与病理核分级及不同肿瘤因子表达相关性[J]. 放射学实践, 2020, 35(6): 731-73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SXS202006009.htm [7] 吴朋, 郭宏兵, 李勇, 等. 钙化与非钙化乳腺导管原位癌的影像表现及病理特点[J]. 解放军医药杂志, 2015, 27(12): 51-58. doi: 10.3969/j.issn.2095-140X.2015.12.012 [8] 王林. 乳腺导管内癌的病理特征与超声造影的相关性探讨[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 18(40): 142-14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MIA201840114.htm [9] CHONG Y, LEE Y S, KIM T J, et al. Fine needle aspiration of spindle cell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of the breast: a case report and the use of ancillary tests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etaplastic carcinoma[J]. Cytojournal, 2017, 14: 23. doi: 10.4103/cytojournal.cytojournal_3_17
[10] GUPTA S K, DOUGLAS-JONES A G, FENN N, et al. The clinical behavior of breast carcinoma is probably determined at the preinvasive stage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J]. Cancer, 1997, 80(9): 1740-1745. doi: 10.1002/(SICI)1097-0142(19971101)80:9<1740::AID-CNCR7>3.0.CO;2-I
[11] 荣小翠, 康一鹤, 吴勇超, 等. 不同亚型乳腺导管原位癌与X线摄影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研究[J]. 重庆医学, 2019, 48(13): 2245-2249. doi: 10.3969/j.issn.1671-8348.2019.13.021 [12] 蔡李芬, 朱晓萍. 乳腺导管内癌与浸润性导管癌临床病理特征比较[J]. 浙江医学, 2019, 41(18): 2013-2016. doi: 10.12056/j.issn.1006-2785.2019.41.18.2019-1275 [13] 冯红梅, 郭彩平, 徐志锋, 等. 乳腺X线摄影和MRI直方图在鉴别乳腺纤维腺瘤和浸润性导管癌中的价值[J]. 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7, 27(1): 75-7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YXZ201701021.htm [14] 田萍, 徐华军, 张惠美, 等. 钼靶X线及临床特征与早期三阴乳腺癌复发的相关性分析[J]. 实用放射学杂志, 2019, 35(3): 391-395. [15] MARGOLIS R, WESSNER C, STANCZAK M, et al. Monitoring progression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using photoacoustics and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J]. Transl Oncol, 2019, 12(7): 973-980. doi: 10.1016/j.tranon.2019.04.018
[16] 赵晓娟, 袁建军, 王绮, 等. 超声造影和增强MSCT诊断小肝癌的价值比较[J]. 郑州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17, 52(4): 501-50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NYK201704032.htm [17] 韩丕华, 宋张骏, 杨晓民, 等. 超声造影对乳腺癌腋窝良恶性淋巴结的诊断价值分析[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19, 23(16): 93-96. doi: 10.7619/jcmp.201916025 [18] 孙琳, 孙晓枫, 王卉, 等. 超声及钼靶X线对乳腺导管内癌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诊断价值[J]. 现代肿瘤医学, 2019, 27(22): 4089-4093. doi: 10.3969/j.issn.1672-4992.2019.22.036 [19] 任静, 翁萍, 吐尔逊纳依, 等. 乳腺导管内癌的病理特征与超声造影的相关性[J]. 实用医学杂志, 2017, 33(1): 121-124. doi: 10.3969/j.issn.1006-5725.2017.01.033 [20] 葛继元, 钱超颖, 罗一烽. 钼靶X线摄影联合增强磁共振成像在乳腺导管原位癌诊断中的价值[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20, 24(8): 18-22. doi: 10.7619/jcmp.202008005 [21] LI J, YUAN M X, YANG L, et al. Correlation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features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in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s of the breast[J]. Jpn J Radiol, 2020, 38(10): 960-967. doi: 10.1007/s11604-020-00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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