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operative kinesiophobia level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rehabilitation self-efficacy and rehabilitation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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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脊柱骨折患者术后恐动水平及其与康复自我效能、康复依从性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150例脊柱骨折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患者一般资料。分析患者恐动症Tampa评分量表、康复自我效能量表、科室自制的康复依从性量表评分和术后活动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患者恐动水平与康复自我效能、康复依从性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患者恐动水平的影响因素。
结果脊柱骨折患者术后恐动水平总分为(57.14±3.12)分，处于高水平; 康复自我效能总分为(35.19±3.45)分，处于低水平; 康复依从性总分为(16.46±2.32)分，处于低水平。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恐动水平总分与康复自我效能总分、康复依从性总分呈负相关(P < 0.05)。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文化程度、术后活动疼痛程度和有无术后并发症患者的恐动水平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康复自我效能(B=-0.271, 95%CI: -0.439~-0.103)、康复依从性(B=-0.168, 95%CI: -0.331~-0.004)、文化程度(B=0.190, 95%CI: 0.020~0.361)、术后并发症(B=0.403, 95%CI: 0.233~0.573)、术后活动疼痛(B=0.162, 95%CI: 0.003~0.320)是脊柱骨折患者术后恐动水平的影响因素。
结论脊柱骨折患者术后恐动水平较高，康复自我效能、康复依从性、文化程度、术后并发症和术后活动疼痛是恐动水平的影响因素。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kinesiophobia level in patients after spinal fracture surgery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rehabilitation self-efficacy and adherence.
Methods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pinal fracture surger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General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from all patients. The Tampa Scale for Kinesiophobia, Self-Efficacy for Rehabilitation Outcomes Scale, department-developed Rehabilitation Adherence Scale and postoperative activity pain [assessed using 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were analyze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of kinesiophobia level with rehabilitation self-efficacy and adherenc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factors influencing kinesiophobia level.
ResultsThe total score of postoperative kinesiophobia level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was (57.14±3.12), which was at a high level. The total score of rehabilitation self-efficacy was (35.19±3.45), which was at a low level. The total score of rehabilitation compliance was (16.46±2.32), which was at a low level.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 of kinesiophobia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rehabilitation self-efficacy and rehabilitation compliance (P < 0.05).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cores of kinesiophobia level among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postoperative activity pain 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 < 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self-efficacy (B=-0.271, 95%CI, -0.439 to -0.103), adherence (B=-0.168, 95%CI, -0.331 to -0.004), educational level (B=0.190, 95%CI, 0.020 to 0.361),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0.403, 95%CI, 0.233 to 0.573) and postoperative activity pain (B=0.162, 95%CI, 0.003 to 0.320)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kinesiophobia level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ConclusionThe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 have a higher level of kinesiophobia.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vel of kinesiophobia are rehabilitation self-efficacy, rehabilitation compliance, education level,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activity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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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危重患者抢救后因要留院进一步进行诊断或治疗而需要开展院内转运至相关科室[1-2]。由于危重患者病情危急而复杂、变化快，转运过程中治疗资源的暂时缺乏及周边环境的突然改变会导致转运难度大、风险高，危重患者易出现临床恶化，如低血压、低氧血症，甚至心跳及呼吸骤停等[3-5]。既往研究[3, 6-7]报道急诊危重患者院内转运的并发症发生率为5.9%~66.0%, 成功转运对于大幅度降低危重患者转运过程中的死亡率和提高转运后救治率具有积极意义，可及早发现转运过程中的临床恶化风险并及时处理，能防止发展为心肺骤停等致命事件[8-9]。尽管有学者研究了导致转运过程中临床恶化的危险因素，但抽样和结果测量方法存在局限性，无法确定临床恶化的危险因素与转运后结果之间的关联[10-11]。本研究对急诊危重患者在转运过程中产生影响临床恶化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导致临床恶化发生的危险因素，从而为临床护理人员及早识别并及时采取有效护理措施确保转运安全、为危重患者临床恶化的早期发现、预防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2023年3—12月急诊科收治且因诊断治疗需在院内转运的危重患者。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危重患者样本量的确定采用样本量为自变量10~20倍的原则[12]。
1.2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患者年龄≥18岁，根据急诊患者病情分级试点指导原则病情分级为1级和2级，需立即给予相应处置及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 被诊断患有精神科和产科紧急情况的患者。
1.3 研究变量
通过查阅患者临床资料包如院内转运核查单等收集以下变量。
1.3.1 自变量测量
自变量包括患者性别、年龄、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临床体征和症状、转运前风险评分、转运护士资质、准备时间、转运过程中评分、准备时间、转运过程中的重新评估时间以及最终护理时间。其中，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按生命体征分为病情稳定有中等恶化风险、病情稳定但有较高恶化风险、病情不稳定伴临床恶化; 转运前风险评分采用危重患者院内转运风险评分(RSTP)进行评估[13], RSTP评分≥8分是临床恶化高风险的标志; 转运护士资质分为具有急诊转运专职资质和无急诊转运专职资质; 转运护士经验以参与院内转运的年限来衡量; 准备时间是从患者到急诊科就诊至做出转运决定的持续时间; 最终护理时间是开始转运后至到达准运目标科室的时间间隔，以患者在转运目标科室接受治疗的时间为准; 时间均以分钟(min)为单位。
1.3.2 结果变量测量
研究结果变量为临床恶化。转运过程中发生以下临床状况的1种或多种均视为临床恶化[9]: 收缩压 < 90 mmHg或>160 mmHg, 插管患者血氧饱和度(SpO2) < 92%或非插管患者SpO2 < 90%或转运过程中SpO2下降≥5%, 呼吸频率≥26次/min或≤10次/min, 心率≥140次/min或≤40次/min, 胸痛加重、心律失常、心脏骤停、格拉斯哥昏迷评分下降≥2分以及抽搐等。
本文采用国家早期预警评分系统(NEWS)用于评估转运后患者临床恶化情况，该评分来源于以下7个生命体征参数的评估: 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是否吸氧、体温、收缩压、心率和意识情况[14]。当NEWS评分风险级别增加或其中任一生命体征参数达3分时病情有变化视为临床恶化。整个转运过程中，转运护士记录6个不同时间间隔的NEWS评分参数，即1~5 min、6~10 min、11~15 min、16~20 min、21~25 min和26~30 min。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频数和均值的描述性分析，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计算95%可信区间(95%CI), 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转运患者基本特征
最终纳入的危重患者样本量为839例，以男性为主，占509例(60.67%); 年龄18~99岁，平均(59.57±18.00)岁; 大多数人患有严重的循环和呼吸系统疾病，即休克/心律失常/胸痛/出血/呼吸困难/痉挛(57.45%), 被归类为病情稳定但恶化风险较高(84.27%); 60.67%的危重患者转运前风险评分为高风险; 78.85%的转运护士具有急诊转运专职资质; 准备时间12~120 min, 平均(72.1±28.35) min, 最终护理时间16~70 min, 平均(32.38±11.97) min。见表 1。
表 1 839例危重患者的基本特征(x±s)[n(%)]变量 分类 数据 性别 男 509(60.67) 女 330(39.33) 年龄/岁 59.57±18.00 临床体征和症状 偏瘫/截瘫/剧痛/高烧 110(13.11) 身体部位受伤/头部受伤/烧伤/中毒 113(13.47) 呼吸困难/痉挛 280(33.37) 休克/心律失常/胸痛/出血 202(24.08) 昏迷/意识改变/晕厥 95(11.32) 心脏骤停 39(4.65) 病情严重程度 病情稳定有中等恶化风险 34(4.05) 病情稳定但有较高恶化风险 707(84.27) 病情不稳定伴临床恶化 98(11.68) 转移前风险评分 低风险(≤7分) 330(39.33) 高风险(≥8分) 509(60.67) 转运护士资质 无急诊转运专职资质 11(21.15) 有急诊转运专职资质 41(78.85) 转运过程中的重新评估时间 超过5 min 306(36.47) 每1~5 min准备时间 533(63.53) 准备时间/min 72.10±28.35 最终护理时间/min 32.38±11.97 2.2 转运过程中NEWS评分
根据NEWS评分转运过程中临床恶化率为28.37%(238/839)。与病情稳定但有较高恶化风险(24.33%, n=172)、病情稳定有中等恶化风险(11.76%, n=4)的患者相比，病情不稳定伴临床恶化(63.27%, n=62)的患者临床恶化率更高。
各转运时间范围内危重患者的NEWS评分范围为4.57~4.90分，个别危重患者的NEWS评分范围为0~20分。NEWS评分最高为(4.90±2.77)分，转运时间为11~15 min。考虑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病情稳定但有较高恶化风险的患者NEWS评分为4.69~4.92分，转运时间为26~30 min的NEWS评分最高为(4.92±2.80)分。病情不稳定伴临床恶化的患者NEWS评分较高，为6.35~7.12分，转运时间为16~20 min的NEW评分最高为(7.12±3.20)分。见表 2。
表 2 根据时间和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类的NEWS评分(x±s)分 NEWS评分 测量时点 转运之前 1~5 min 6~10 min 11~15 min 16~20 min 21~25 min 26~30 min 病情稳定有中等恶化风险 总数 34 34 32 25 25 16 4 评分 0 0.21±0.64 0.31±1.00 0.32±1.14 0.24±1.01 0 0 范围 0 0~3 0~4 0~5 0~5 0 0 病情稳定但有较高恶化风险 总数 707 707 662 564 422 222 66 评分 4.62±2.43 4.69±2.05 4.74±2.59 4.89±2.56 4.84±2.53 4.74±2.44 4.92±2.80 范围 3~13 2~13 3~17 3~17 3~17 2~15 3~13 病情不稳定伴临床恶化 总数 98 98 82 68 50 20 10 评分 6.67±2.56 6.72±2.90 6.35±2.74 6.68±2.91 7.12±3.29 6.40±2.87 6.40±3.20 范围 3~13 2~13 3~17 3~17 3~17 2~15 3~13 合计 总数 839 839 776 657 497 258 80 评分 4.70±2.66 4.74±2.75 4.73±2.76 4.90±2.77 4.84±2.85 4.57±2.70 4.86±3.02 范围 0~14 0~18 0~18 0~20 0~20 0~15 0~13 2.3 转运过程中临床恶化的危险因素
患者性别、疾病的临床体征和症状、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转运前的风险评分、转运护士资质、准备时间以及最终护理时间与临床恶化显著相关(P < 0.05)。将上述危险因素纳入后续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截距β0为2.403, 涉及循环、呼吸和神经系统的临床体征和症状、病情不稳定、转运前风险评分高、由无急诊转运专职资质护士转运、21~25 min转运时间与临床恶化相关。见表 3。
表 3 临床恶化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 分类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β 95%CI P 固定效应截距(β0) 2.403 (1.580~3.226) < 0.001 转运过程中NEWS得分 转运之前 — — — 1~5 min 0.037 (-0.071~0.145) 0.504 6~10 min 0.101 (-0.007~0.216) 0.067 11~15 min 0.133 (0.015~0.251) 0.027 16~20 min 0.106 (-0.025~0.236) 0.112 21~25 min 0.009 (-0.158~0.176) 0.918 26~30 min 0.242 (-0.036~0.520) 0.087 疾病的临床体征和症状 偏瘫/截瘫/剧痛/高烧 — — — 身体部位受伤/头部受伤/烧伤/中毒 0.670 (0.065~1.274) 0.030 呼吸困难/痉挛 0.919 (0.371~1.467) 0.001 休克/心律失常/胸痛/出血 1.134 (0.569~1.698) < 0.001 昏迷/意识改变/晕厥 1.343 (0.661~2.026) < 0.001 心脏骤停 2.251 (1.175~3.328) < 0.001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病情稳定有中等恶化风险 — — — 病情稳定但有较高恶化风险 0.651 (-0.172~1.475) 0.121 病情不稳定伴临床恶化 1.689 (0.663~2.715) 0.001 转移前风险评分 低风险(≤7分) — — — 高风险(≥8分) 0.625 (0.269~0.981) 0.001 转运护士资质 无急诊转运专职资质 — — — 有急诊转运专职资质 0.495 (0.132~0.647) 0.008 3.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急诊危重患者院内转运过程中临床恶化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除了在分析院内转运过程中导致临床恶化的患者因素和服务因素的基础上[10], 还增加了转运过程中不同转运时长的NEWS得分以反映患者临床恶化情况，使得急诊危重患者院内转运危险因素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和多元化。
3.1 转运过程中NEWS评分
与转运之前相比，转运过程中NEWS得分在转运时间为21~25 min的β值为0.133。既往研究[1, 7]表明，转运时间每增加10 min, 临床恶化率就会增加1.15倍。长时间的转运导致转运平车移动过程中与振动和惯性力相关的生理变化，这些影响的积累效应都会导致患者的临床恶化[7]。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转运时长对临床恶化的影响，转运过程中NEWS得分在转运时长为21~25 min的β值增加主要是由于心脏疾病导致的严重临床恶化，如心脏骤停、低血压、氧饱和度降低等[15]。这是因为在急诊科内接受基本抢救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可能会出现在这一期间。第一，溶栓剂和支气管扩张剂等的作用高峰在30~60 min, 在此期间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包括心悸、高血压、心动过速、胸痛、呼吸困难和反常支气管痉挛[16]。第二，链激酶通常在输注后的前15~30 min内引起心律失常和低血压[17]。目前心肌梗死患者关于链激酶输注有2种常见做法。首先，急诊科在开始转运前完成输注; 其次，急诊科在开始输注后立即启动转运。后一种做法可能会因转运早期阶段未控制的药物不良反应而发生更频繁的临床恶化。第三，可能是由于在急诊科接受治疗患者治疗效果的可持续性。例如，感染性休克和创伤患者可通过液体复苏达到最佳血压，然而这种复苏效果在前30 min内最为显著，但仅持续60 min, 当干预措施不足以维持最佳血流动力学时，患者会在转运过程中再次出现临床恶化(即低血压)。
3.2 疾病的临床体征和症状
与涉及运动系统的疾病相比，涉及循环、呼吸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与临床恶化率显著相关。心脏疾病患者、神经系统患者和创伤患者不太可能出现临床恶化[1]。因为本研究使用临床体征和症状作为疾病分类的依据，而之前的研究依赖于医学诊断，临床体征和症状与医学诊断不总是相同，例如心脏疾病患者并不总是出现心脏疾病的体征和症状，这也适用于神经系统和创伤诊断的患者。总之，疾病的临床体征和症状可以反映患者的病情和需求，有助于指导与危重患者常见的生理变化相关的适当干预措施。
3.3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与病情稳定有中等恶化风险的患者相比，病情不稳定伴临床恶化的患者的β值为1.689。由此可见转运前患者病情不稳定是导致临床恶化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可作为计划适当预治疗的工具以尽可能降低转运风险，避免患者病情波动。
3.4 转移前风险评分
与转运前低风险评分(≤7分)相比，高风险评分(≥8分)的β值为0.625。患者转移前风险评分可以预测转运期间的病情变化，因其源自临床恶化数据，例如低血压、低心率、意识水平下降、呼吸频率加快、氧饱和度下降和心脏骤停等[11]。ALABDALI A等[3]也报告了转运前风险评分≥6分时，出现临床恶化的可能性将增加1.3倍，表明转运前病情不稳定是导致临床恶化的危险因素。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转移前风险评分可以作为预测患者病情变化的工具，并在转运过程中规划适当的预防管理措施。
3.5 转运护士资质
与有急诊转运专职资质的护士相比，无急诊转运专职资质护士的β值为0.495, 其转运患者时的辨识与处理困难易出现临床恶化。因此所有急诊科护士每年都必须接受强制性危重急救培训，如院前救护、转运和大规模伤亡处理等，以确保其具备应对院内转运过程中危重患者病情的知识和技能[3, 18]。此外具有急诊转运专职资质比无急诊转运专职资质护士参与院内转运频率更高[19-20]。因此转运护士的资质会影响其在转运过程中发现早期预警信号、控制病情恶化以及预防和管理的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的性别和年龄、准备时间、转运过程中重新评估的时间以及最终护理时间不是临床恶化的主要危险因素。尽管准备时间可能反映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而且过长的准备时间将导致随后发生临床恶化的可能性更高。但急诊科医护人员会在开始院内转运之前稳定患者病情，这个准备时间具体取决于患者是否能够达到稳定状态[21]。因此本研究中的准备时间并不是决定临床恶化的主要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急诊危重患者转运过程中临床恶化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 涉及循环、呼吸和神经系统的患者临床体征和症状，病情不稳定、转移前风险评分高, 21~25 min转运时间以及由无急诊转运专职资质护士转运。因此，通过患者的临床参数、充分稳定患者病情、在出发前评估临床恶化的风险、降低转运时间并安排有急诊转运专职资质护士进行转运，可降低临床恶化的风险从而提高危重患者转运过程中的安全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由于人力时间等条件限制，样本量局限于单中心数据，其在临床资料收集过程中可能存在偏倚。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量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扩充本文研究结论，并将转运核查单融入医院信息化系统以提高院内转运数据收集的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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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脊柱骨折患者术后恐动水平的单因素分析(x±s)
分 因素 分类 n 恐动水平 t/F P 性别 男 71 56.75±3.16 1.563 0.120 女 77 57.56±3.14 年龄 < 50岁 65 56.82±3.11 1.257 0.211 ≥50岁 83 57.47±3.13 体质量指数 < 24 kg/m2 75 57.39±3.08 0.942 0.348 ≥24 kg/m2 73 56.91±3.12 民族 汉族 99 57.02±3.17 0.396 0.693 其他 49 57.24±3.21 婚姻状况 未婚 41 56.99±3.10 1.967 0.051 已婚 82 57.13±3.15 离异/丧偶 25 57.28±3.14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7 61.42±4.19 46.370 <0.001 高中/中专/大专 42 57.18±4.16 本科及以上 69 53.29±4.20 家庭人均月收入 <3 000元人民币 43 57.01±3.23 0.080 0.925 3 000~5 000元人民币 51 57.15±3.21 >5 000元人民币 54 57.27±3.25 家庭居住地 城镇 101 57.69±3.17 1.967 0.051 农村 47 56.59±3.16 合并症数目 < 3个 78 57.58±3.20 1.673 0.097 ≥3个 70 56.70±3.19 术后并发症 有 52 62.47±4.29 14.497 < 0.001 无 96 51.81±4.26 医疗付费方式 自费 56 57.11±3.42 0.105 0.917 城镇医保与新农合 92 57.17±3.37 骨折原因 高空坠落 39 57.23±3.18 0.060 0.941 跌倒 48 57.01±3.14 交通事故 61 57.18±3.16 骨折类型 腰椎骨折 71 57.13±3.15 0.010 0.986 胸椎骨折 45 57.05±3.13 颈椎骨折 32 57.24±3.11 术后活动疼痛 轻度 38 52.99±4.19 42.920 < 0.001 中度 59 57.19±4.24 重度 51 61.3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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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
自变量 变量类型 赋值情况 康复自我效能 连续型变量 原值代入 康复依从性 连续型变量 原值代入 文化程度 三分类变量 本科及以上=1; 高中/中专/大专=2; 初中及以下=3 术后并发症 二分类变量 无=1; 有=2 术后活动疼痛 三分类变量 轻度=1; 中度=2; 重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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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脊柱骨折患者术后恐动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B SE 标准系数 T P 95%CI 常量 0.685 0.103 — 6.651 <0.001 0.481~0.889 康复自我效能 -0.271 0.085 -0.270 -3.193 0.002 -0.439~-0.103 康复依从性 -0.168 0.083 -0.173 -2.024 0.045 -0.331~-0.004 文化程度 0.190 0.086 0.189 2.208 0.029 0.020~0.361 术后并发症 0.403 0.086 0.365 4.686 <0.001 0.233~0.573 术后活动疼痛 0.162 0.080 0.161 2.017 0.046 0.00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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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玮, 刘青柏, 吴大伟, 等. 经皮与开放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脊柱骨折的疗效对比研究[J]. 重庆医学, 2021, 50(2): 263-265. [2] IMAMUDEEN N, BASHEER A, IQBAL A M, et al.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and spinal fractures: contemporary guidelines and evolving paradigms[J]. Clin Med Res, 2022, 20(2): 95-106. doi: 10.3121/cmr.2021.1612
[3] 张鸿峰, 胡玉波. 后路手术内固定治疗降低脊柱骨折患者VAS的临床研究[J]. 重庆医学, 2021, 50(1): 64-66. [4] PROST S, PESENTI S, FUENTES S, et al.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s[J]. Orthop Traumatol Surg Res, 2021, 107(1S): 102779.
[5] 庞玉华, 张会君, 刘涛, 等. 自我效能感在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恐动症与体力活动间中介效应[J]. 中国公共卫生, 2020, 36(4): 628-631. [6] 任志玲, 陈湘, 刘珍, 等. 肺癌根治术后恐动症患者康复认知行为干预研究[J]. 护理管理杂志, 2022, 22(4): 235-239, 289. [7] 历磊, 孙亚斌, 王玉正, 等. 心理痛苦的测量与评估[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21, 30(8): 756-763. [8] KORI S H, MILLER R P, TODD D D. Kinesiophobia: a new view of chronic pain behavior[J]. Pain Manag, 1990, 3(12)35-43.
[9] WALDROP D, LIGHTSEY O R, ETHINGTON C A, et al. Self-efficacy, optimism, health competence, and recovery from orthopedic surgery[J]. J Couns Psychol, 2001, 48(2): 233-238.
[10] 王海燕, 许燕玲, 胡三莲, 等. 中文版康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效度评价[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4, 20(3): 268-270. [11] 谭媛媛, 和晖, 杨秀贤, 等. 骨科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量表的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J]. 中国护理管理, 2019, 19(11): 1626-1631. [12] 佚名. 视觉模拟评分法(VAS)[J]. 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 2004, 9(11): 483-483. [13] 毛雪, 金鑫, 赵溪. 胫腓骨骨折患者术后发生恐动症风险的列线图分析[J]. 护理管理杂志, 2022, 22(3): 168-173, 185. [14] 刘雨妍, 陈娜娜, 朱红燕. 同伴教育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自我效能及康复效果的影响[J]. 医学临床研究, 2019, 36(12): 2478-2480. [15] SALIK SENGUL Y, KAYA N, YALCINKAYA G, et al. The effects of the addition of motor imagery to home exercises on pain, disability and psychosocial parameter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umbar spinal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Explore, 2021, 17(4): 334-339.
[16] 安玉兰, 孙晴, 郭鑫, 等. 胸腰椎骨折术后患者恐动症成因的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统计, 2021, 38(4): 581-584. [17] 王萍丽, 刘彩彦, 付文丽, 等.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微创手术治疗后并发恐动症的相关因素筛选及护理对策分析[J]. 山西医药杂志, 2020, 49(20): 2738-2740. [18] JING D, JIA L. Assessment of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elf-efficacy associated with postoperative constipation after thoracolumbar fracture surgery[J]. J Int Med Res, 2019, 47(9): 4215-4224.
[19] 李玲, 宗玉珍, 刘遵季. 心脏术后患者运动恐惧与康复运动依从性现状及其相关性[J]. 现代临床护理, 2022, 21(6): 15-19. [20] 于甜栖, 孙国珍, 高敏, 等. 运动自我效能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运动恐惧与运动康复依从性间的中介效应[J]. 现代预防医学, 2022, 49(22): 4163-4168. [21] 历广招, 赵旭, 王丽媛, 等. 膝骨关节炎患者恐动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20, 36(18): 1372-1377. [22] JOHN J N, UGWU E C, OKEZUE O C, et al. Kinesiophobia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J]. Disabil Rehabil, 2023, 45(16): 2651-2659.
[23] YE I, TANG R, WHITE S J, et al. Predictors of 30-day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fter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of vertebral fractures[J]. World Neurosurg, 2019, 123: e288-e293.
[24] BROVMAN E Y, WALLACE F C, WEAVER M J, et al. Anesthesia typ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lower extremity traumatic fractures[J]. Anesth Analg, 2019, 129(4): 1034-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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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晓静. 改良式平车对院内危重患者转运效率的影响.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 2025(01): 9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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